顾城诗集txt下载（顾城诗集txt百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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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人是不同的，有的人身上天然有一种光芒，这光芒来源于天才或者源于纯粹的品格。

我身边光彩四溢的人，成人我没见过，我只见过微光，已属难得。孩童身上常有，随着他们长大，这种美好的光芒渐渐熄灭消失。

如高晓松所说，顾城的文字浑然天成，就是从最自然的心里流出来的文字。我偶尔也会遇见文笔好的人，但那种好总是透出了十年应试教育写作文的功底：排比、比喻、拟人、对比.....还透出了与生活战斗的痕迹，带着阴沉潮湿（苏童）、故作癫狂（贾平凹）或是痛苦贫瘠（路遥）等等不同后天的气息。

顾城书香门第，北京人，父母开明不禁锢孩子的心灵，顾城和姐姐顾乡成长过程都很自由。这跟海子就很不一样，海子北漂，属于北京买套房都很费劲的，顾城小时候有点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刘再复老师点评红楼，说贾宝玉是赤子童心，顾城类似这种，这种精神状态就是一种富贵自由的状态，吃饱了饭闲得慌才有的，穷人家的孩子很难保持这种天真童心的状态，他们很快苍老起来。

我看见他八岁的诗，他写孤独的童年，他在乡下飞跑放猪，读法布尔的昆虫记，纪录自然的美，当阳光照耀到一定的厚度，使孩子的场里有了诗的初识。

顾城成年后一直躲避城市和人群，选择归隐和原始生活，他住在新西兰激流岛的Rock Bay，养鸡种地建房子是他拒绝的方式，我猜他采用这种极端的方式而不是隐于闹市是因为意识到自己世界的某些虚弱。

门前

但他依然无法拒绝困扰的到来，因为他固然可以去做一个纯真的孩子，但他的女人们长大了，脱离了纯真年代，要吃要喝要漂亮手表舒适生活受人瞩目，虽然她们会因为光芒或者爱情短暂妥协，但矛盾犹如种子，只要不是在空中总会发芽长大，这是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涉及天然三观的问题，可是到哪里去找三观吻合且我们一眼就喜欢的人呢？

在他诗里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乡野的云朵和花朵、昆虫和鸟群，这是他的世界的象征也是篱笆，这如同小孩子画画，他不会把一幅画的很面面俱到，画里会有很多缺省，他笔下就是他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时候应该很接近了庄子的天籁，类似鲲鹏的那种，这是浑然不知的。到后来有意识的挣扎矛盾，难免从平和到激烈。艾略特说四月是残忍的，因为它抚育了丁香。世界一点点摧毁最美的那些，教训我们什么叫听话。

无目的是一种选择，无目的基本无法成功，在世俗的定义里，庄子认为不论我们有什么样的物累，对自由都是一种妨碍，对艺术尤其是。艺术活动是人一种没有同时价值顾虑，没有同时的价值反省，但这个活动本身是一个价值活动。可是这个本身是一个价值活动的同时，它越不带着价值跟反省，也就越自由。

三毛用了顾城的诗做书名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的话精准冷酷，道尽世界与人之间虚无的关系。人在虚无的世界里，在眨眼的时间里，去追寻快乐，势必要在虚无中用主观构造自己的意义。每个人皆有城池，或清晰或模糊，或循规蹈矩或快意恩仇，这意义的主题或是爱情或是孩子或是艺术或是仅仅摘一朵花，只要这个形式让你的心安适而雀跃，那就是一个好的过程。

一 人

一个人不能避免他的命运

他是清楚的

在呼吸中

在他长大的手掌里

在他危险安心的爱的时候

换句话说，一人一个道道，都觉得自己有道。其实不过是我们看蚂蚁，谁在意哪只蚂蚁的意义，但那只蚂蚁自己必须在意，否则它就活不下去。

避免

荒诞的游戏场里无知觉是幸福的，清醒和敏感都会收获额外的痛苦，灵魂上格外辛苦一些。

顾城构造了一个清洁致美的世界，载体是诗与爱情，他写下他心中爱人的样子：

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

他在某个瞬间看到一个女孩儿最美的样子，于是他的梦里到处都飘动着蓝色裙摆，他以为那美就是她本人，即使时间过去，她变得面目陌生，他也坚信美一定还藏在她的身上，直到她离开。换个普通人这很好解决，体面的转身，以顾城当时的蛊惑力换个人是轻而易举的事，但顾城拒绝妥协。

于他而言，只有生命是美丽的，世界才是美丽的，城堡被破坏令他绝望，于是他拒绝自己被继续毁坏，如果一切都没有意义，我用死亡来反证这是纯粹和有意义的可以吗？死亡在这里变成了对抗虚无的武器

诗人们以各种方式死去，或者依然在沉默地活着，只留下当年明净的诗。也许在艺术面前，肉体都是不值一提的，个体只对身边若干相亲的人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的天才流动，他纤长的手指弹拨，文字以最初的姿态排列，让人如此舒适，宛若最柔软的锦缎。

站在顾城激流岛二楼的凉台上能看见一角的大海，就如图片上的海。人去了以后，森林密密匝匝逼到房子的门前，下午阳光照着，人生没有非搞懂不可的秘密。

---关注美，专注吃喝玩乐---我是一棵绿化树 S.L

拓展阅读：

文史 | 我所认识的诗人顾城

顾城的死对我当然有震撼，但不算太大。放在人类命运这种大背景来看，我觉得简直没有什么东西足以让我简单地被震惊。如果不是顾城和谢烨是我认识了好久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具体的人的话，那也只是无数的死亡事件之一，无数死者之一。我说过好多次，我们这几十年的一生，其实已经历了好多次轮回，好多次死而复生。

一

我在认识《今天》杂志的这拨人之前，最先认识了顾城。我们认识的时候在1978年中，社会已经有所松动，有了一种苏醒过来的气氛。

那前后，北京市西城区文化馆有一个小报，铅印的，叫《蒲公英》。当时顾城在上面发表了《生命幻想曲》等一批诗，引起了公刘之类诗人的注意，由此引发了朦胧诗讨论。顾城通过他爸顾工和谢冕认识，谢冕也算朦胧诗最早的支持者，从开始直到现在。通过顾城，《蒲公英》跟我也比较熟悉了。

我写了一首政治抒情诗，题目用了海涅的句子：《我是剑，我是火焰》。当时批判特权是一个公众性的话题，这首诗很直接，用语相当厉害。《蒲公英》把它登在头版，整整一个大版，很气派。

到1985年，作为我们“复出”的标志，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五人诗选》，包括舒婷、江河、我、顾城、北岛。

其实那时的文学开放，还晚于某种社会开放，也就在那个前后，除了顾城，我还认识了朱伟，那时我们是一个小文学圈。经常在朱伟工作的《中国青年》杂志社聚会，其中还有郭小川的儿子郭晓林等。

我记得和顾城一块去看西单墙上的大字报，同时也看到了在墙上贴着的一大堆民间刊物，《启蒙》《今天》《沃土》《四五论坛》等等，都是社会性、文学性的油印本，《今天》在其中，因为其诗歌特别惹眼，因此我们也就当然对它特别感兴趣。

《今天》只是无数油印的杂志之一。当然《今天》有它独特的味儿，这就是现代诗。但我那时的文学品位还不算现代，反而是一张巴掌大的歪歪斜斜粑在墙上的纸片击中了我，那是食指的诗《野狗》，好像后来被改名叫了《疯狗》。那首诗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好多句子至今背得出来。

《今天》被拆开成一页一页的，最后一页上，用钢板刻出来一个地址：东四十四条76号。就是当时《今天》编辑部的地址。我们说，得去看看这地方。

我和顾城在一个冬夜摸着黑，冒着小雨儿去探访东四十四条76号。那种夜访，有点像朝圣，更有点心怀忐忑。找到那门牌，是一个小破砖门楼，一推门就开了，可里边空空的没人，叫一声，里屋转出来一个英俊青年，说欢迎欢迎，我是芒克。哇，顾城像见到大师似的，赶紧掏出一卷诗请教，芒克煞有介事的给顾城指点，这个句子好，那个句子不行等等。这是老芒克的特点，他判断一首诗，经常从一个句子开始。说了一会儿，大家觉得饿了，就问这儿有吃的没有。芒克的女朋友毛毛说，我们今天只有面条。面条也行啊。于是，面条下锅，大家呼噜呼噜一吃面，也没有什么大师感了，全成了朋友。后来才知道，《今天》从来只有面条，他们每天吃的就只有面条。

二

顾城跟谢烨的认识，也有我的“功劳”。顾城和谢烨是火车上认识的，顾城立刻就堕入了情网。谢烨家里基于上海人的本能和中国社会经验，一听跟一个什么诗人搞到一起，首先极为反对。但是谢烨还是跟顾城联系，她总是犹犹豫豫的，不确定到底是不是要跟顾城好，把顾城弄得很苦恼。因为我们那时比较熟，我时不时就到他家去，他爸顾工，还有他妈妈，对我都很好，每次我去他妈妈就做好吃的，因为我母亲去世太早，这让我感觉亲切又温暖。所以，当顾城向我求援，我当然得冲上去帮忙，我也不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但居然给顾城支了非常正确的一招儿，我说，别给她写信，慎她三天，你看看怎么样。

顾城每天都要给谢烨写信的，谢烨在上海，他在北京，他每天必要投寄信件，后来听信我言，将信将疑地停了几天。没想到这立刻就奏效了，谢烨那边马上就崩溃了，投降了，后来干脆就跑来了。但1993年他们在新西兰出事了后，那天晚上我和友友躺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地铺上，怎么也睡不着，我一个劲儿地忏悔，我说要是当年我没给顾城出这破招，没准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番惨剧。但是谁又能预测未来呢？

他们后来的那些事，我不是特别了解，什么英儿、什么顾城的女儿国之类的事，我不清楚。因为我们后来的写作渐行渐远，1980年代之后交流也少了。顾城和谢烨离开中国比我早，他们1987年先有个机会去了香港，然后去了欧洲。

三

顾城出国的时候意识非常明确，他打定主意不回来，所以他带上了全部证件，什么出生证、结婚证之类的一大堆，该有的资料材料统统带在身边。

但他从欧洲回来后到了香港时，谢烨已经怀了孕，可并没有别的地方邀请他们去，有点走投无路。那时候我的第一个英文译者John Minford，中文名字叫闵福德，是香港中文大学译丛杂志主编，人是个老嬉皮，但汉语水平很棒，他和他的岳父David Hawkes一起翻译了《红楼梦》。闵福德相当仗义。顾城和谢烨见了他，好像哭诉了一番，说我们没地方可去了。结果闵福德正好要离开香港中文大学，去就任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的亚语系主任，于是他就挺身而出，说没问题，我来邀请你到新西兰去。那时谢烨有几个月的身孕，过机场海关要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穿一个宽大的袍子，遮住肚子，就这样混进了新西兰。闵福德立刻在奥克兰大学建立了一个新西兰—中国作家翻译家工作坊，顾城就是工作坊第一个成员。

1988年澳大利亚艺术委员会邀请我，我跟友友出访澳大利亚半年后，闵福德把我也请到新西兰，也成了新西兰—中国作家翻译家工作坊的访问学者。我到新西兰的时候，顾城已经买了他在激流岛上的那座房子，我还跟顾城开玩笑，我说你是我们里头第一个成了地主的，有房子啊。我那时还是带着中国的经验，觉得当个地主很不可思议，尤其顾城那大破房子在一个山坡上，下面是那个主屋，顺着山坡爬上去，还有个小小的工具房。那小屋在很高的地方，远眺着大海，景色非常漂亮，太适合写诗啦。可我对顾城说，一个人怎么能买一座山呢？山是什么啊，是没有时空限制的一个东西，一个人买一座山，就像一只跳蚤要买一块狗皮，甚至一条狗！这太疯狂了吧？当然，后来才发现，其实顾城那个房子虽然花了几万新西兰币，但它又大又破，原来属于一个英国老嬉皮，跑到新西兰又跑到激流岛，再跑一点，就掉出地球去了。

那大房子里到处是奇奇怪怪支离破碎的东西，所以顾城的木匠活手艺天天用得上，不是修就是钉。李英到了新西兰，看到这个大房子，我能想象她那西方梦的破灭。那个活法，实在比文革插队时候好不到哪儿去。

但是他那地方自然环境确实漂亮，真正的蓝天碧海。那里现在已经成了奥克兰的一个富人度假区，坐上快船，半小时或40分钟就到。在那个岛上是一种完全安静、悠闲的状态，没有任何都市的嘈杂，坐上船，几十分钟后你又回到了奥克兰，该上班上班，该干什么干什么。新西兰全岛西侧的沙滩完全是漆黑的，碧蓝的海浪拍打漆黑的沙滩，那个视觉效果极为强烈。这是因为那里有很多火山，火山灰和沙子混在一起，整个沙滩一片漆黑，但里面又银光闪闪。毛利语里新西兰岛的名称叫长白云岛，形象无比。当我坐在我奥克兰那间破屋子里，我的桌子正对窗口，每天只见白云无穷无尽地从窗口掠过，而我的桌子和房子，都在朝白云移动的相反方向行驶，或者干脆像被抛出，真有诗意啊！我在奥克兰生活条件极差，但诗作颇丰，就是因为这环境的激发。刚才那感觉，就被我写进了诗作《天空移动》：“……那就是过去 天空移动的破败门廊里／你不看也已过去 又明亮又空旷／压迫一棵树突起漆黑的前景”。这里没有虚构，完全是大自然和内心感受的写实。

顾城本来在他那地儿确实悠哉悠哉，我跟友友去玩的时候，我们提溜一个铁桶，到了海边，直接就从岩石上敲下牡蛎和海虹，圆形的，黑壳的，多得无穷无尽！一会功夫就是一大桶，后来我在叙事诗的《现实哀歌》里，还有一段专门写那场景，我没有写他的名字，但那写的就是顾城。总之，他那个生活环境，用顾城原来的话，应该就算是达到他的梦想童话世界了。

1993年，杨炼、顾城、北岛、多多、芒克、刘震云、苏童等在柏林

四

唉，但不得不说，哪怕像顾城那么强调自我的人，还是被中国文化背景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当谢烨的弟弟被他们从中国弄到新西兰以后，他对我诉苦说，我三个星期没停，就给顾城和我姐姐掏鸡肠子。

我吓了一跳，问这是怎么回事，原来，顾城想要在他的房子里实现一个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乌托邦。他要养二百多只鸡，鸡拉屎，鸡粪给菜园施肥，菜园子长菜，菜长起来可以卖，卖了再买人吃的粮食和鸡吃的饲料，然后鸡再拉屎，屎再养菜，菜再养人和鸡。他希望实现这个循环。这听起来不错，可是没想到接下来问题来了，私人养鸡在新西兰是有规定的，每家不能超过养12只。

顾城告诉我，他那二百多只鸡，招来的苍蝇就像黑风暴一样，邻居都不敢开窗，一开窗子，苍蝇风暴就哗地冲进去，最后邻居不得不向当地市政府写信抱怨，市政府连来了三封信，勒令他们处理掉鸡，否则违法，要罚款等等。顾城就想把鸡卖掉，可是谁会一下买二百多只鸡？最后他们下了一个狠招，决定把鸡统统杀死，然后做成鸡肉三明治到市场上去卖。

谢烨的弟弟刚到奥克兰劈头就碰上这活儿，杀鸡后掏鸡肠子，他说掏了好几个星期的鸡肠子，后来一看鸡就害怕恶心。正巧这时候，奥克兰来了一个奥地利的汉学家，叫李夏德，也是顾彬的好朋友。李夏德是奥地利维也纳大学的，他专门弄了一张环球机票，为了停留奥克兰看我和顾城。我们后来还一块租车在新西兰的北岛旅行，之后他就去激流岛看了顾城。

他回来以后感动得要命，说顾城谢烨简直就是一对天使，蚂蚁都不可能踩死一只的，太纯洁了。李夏德走了以后，我跟顾城通电话，我说你这怎么回事，你那时不是正在剁鸡脑袋吗？顾城说了一句话，让我感觉很复杂，他说，那哪能让老外看见啊？我才发现，他心计还是蛮多的，老外来了，该收起来的全都收起来，让别人看到的是另外一副面孔。

那剁下来的二百多个鸡脑袋，装了满满一桶。因为当地政府给他们写信，要求他们处理鸡却没见回音，镇政府就派了一位女士上山，来看看究竟。她到了顾城家院子，谢烨英文比较好，就跟那个女士说话，顾城出来摸清此人来意，回身转到房子后头，提着一只桶出来，二话不说，就把整整一桶鸡脑袋朝那外国女人脚底下哗的一倒，几百只死鸡头亮晶晶的眼睛瞪着那女人，那女士吓得惨叫一声狂奔下山，再也没回来过！

五

我和友友1991年的1月2日到柏林DAAD，当年12月30日离开柏林去纽约。我们走后，来DAAD的就是顾城和谢烨，他们1992年初到达柏林，那差不多算是他们的死亡之旅了。

顾城他们在柏林期间，柏林举行过若干活动。1993年2月，我专门从纽约飞到柏林，参加柏林世界文化宫的一个活动。当时留下的一张照片，是芒克、我和顾城三个人，坐在世界文化宫里的一只沙发上，三个人都嫩少少的，挺高兴。可还有一张黑白的照片，就笼罩着阴影了，那是我跟顾城在世界文化宫的讲台上，我正在说话，顾城戴着他那顶帽子，显然感觉镜头没有对着他，所以不曾留意，但不期而然的，摄影师连着抓拍了他几张。那几张照片我觉得很可怕，顾城在走神儿，或者说失神，他的眼睛完全是呆滞的，一片彻底的失神和茫然，让我觉得死相毕露，好像整个人是空的。后来看到这照片，我觉得那里已经包含了他们以后惨剧的预兆。反正那一年顾城他们的经历，应该算是我们这一代中最具戏剧性的吧。之后我们再没见过面，直到他们最后出事儿，那是1993年10月份。

那时我们已经又到澳大利亚了，他们也刚刚回到新西兰。艾端午会看相，在纽约一直对他们说，千万不要回新西兰，即使非得回也千万不能俩人一起回。这我就不知是不是事后诸葛亮了。他跟他们说得很清楚，但顾城他们恰恰是俩人一块回的，总之最后就出了惨剧。

我觉得这惨剧第一属于个人，是个人性格上的悲剧。顾城那两面的极端性，极端纯粹又极端的实用，极端柔美也极端凶狠，他的性格非常分裂。这种个性，是这场悲剧的个人基因。

六

顾城去世不久前，有写过一组叫做《水银》的短句诗，很短的句子，语言极度碎裂。他最后的一组诗叫《鬼进城》，可以说把汉字的碎片化联想方式发挥到了极致。我觉得，读这些诗，你能体会发生在他语言里的一种粉碎性骨折，这和顾城当时的内心状态特别吻合。

顾城的性格原来在北京就能感觉到，但不是那么明显，因为那个时候社会大环境问题很多，注意力更多集中在外面，对个人性格比如说温柔和残忍之间的反差，感觉较弱。所以相比之下，他给人的感觉就是温柔那一面，而且温柔得纯真无比，所以他被称为童话诗人。另外，顾城出口成章，他那演讲可以说没任何磕绊，一路流畅无比地就讲下去了，讲得特别有魅力，而且还挺形而上，语言也很干净很美，总之他让你觉得就是一个纯字。

我们都没注意到这个感觉的错误，因为他很复杂，他可以同时精神上很超现实，物质上又极端抠门和实用。比如说顾城会规定不允许谢烨干什么，比如买稍微奢侈一点的东西。友友曾经提到过，我们在新西兰的时候，顾城他们带木耳到我们家来，友友给孩子喝果汁，被他们一把抢下来，说不许给他喝果汁。为什么？理由竟是，如果他习惯了喝果汁，以后就不喝水了。诸如此类这种感觉吧，反正反差很大。

所以，他们去世以后，偶尔有新西兰来的朋友，一见面老会提到他们，可是根本认识不到这种复杂性。后来我干脆拦住他们说，我说咱们少谈点他们生活的事吧，干脆该读诗就好好读读顾城的诗，实在不该没完没了骚扰死者。

有意思的是，差不多恰恰这时候，正是顾城和谢烨死掉的时候，我不得不说，我们面对的是同一种绝境、同一块死地，都曾背水一战。

我们那时的感觉其实非常接近，但诗歌带来的命运决然相反。你看顾城最后那些诗的语言，它爆炸了、粉碎了，成为四散纷飞的碎片，文字的碎裂暗示着生命的碎裂。我也在这处境中，可我们的应对方式相反。我是拼命发掘自己这块探方，一点点刷出内在的能量，逼着自己重新整合人生，创造出更自觉、主动的思想意识，在此基础上，重建一个继续出发的平台。当然，顾城的性格比我厉害多了，决绝赴死也好，拿斧头砍人也好，我都肯定做不出来。但在文学意识上，我无可依靠，只能强迫自己超越。

顾城的死对我当然有震撼，但不算太大。放在人类命运这种大背景来看，我觉得简直没有什么东西足以让我简单地被震惊。如果不是顾城和谢烨是我认识了好久的朋友，他们是那么具体的人的话，那也只是无数的死亡事件之一，无数死者之一。我说过好多次，我们这几十年的一生，其实已经历了好多次轮回，好多次死而复生。现在的所谓全球化之类，更面对着泡沫人类的精神真空，何止是死亡，这是活生生的走投无路！这种探测人性和命运的海底，永远不会有到头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不得不无尽经历死生轮回。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得随时准备好下一次命运遭遇。仅仅震惊，难道够吗？

来源：各界杂志2019年第9期

作者：杨炼